[資產負債久期錯配與利率衍生品使用] 久期錯配

發布時間:2019-10-16 01:31:12 來源: 法律文本 點擊:

  收稿日期:2013-07-08   基金項目:   作者簡介:斯文(1980-),男,浙江湖州人,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就職于東方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合規與風險管理總部,研究方向為金融衍生品市場。
  摘要:由于商業銀行業務的特殊性,其資產與負債之間往往會出現久期錯配,從而在利率發生波動時形成利率風險,國外研究表明久期錯配對利率衍生品使用存在正向拉動作用。通過對中國16家上市商業銀行2006—2012年的半年度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后卻發現,久期錯配對利率衍生品的影響為負。進一步的研究顯示,這種負效應的規模及顯著性水平均與錯配的期限結構存在正相關性。基于實證結果并結合中國金融體系的現狀,提出了相關政策建議。
  關鍵詞:久期錯配;利率衍生品;商業銀行;利率市場化
  文章編號:2095-5960(2013)05-0015-09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由于各類資產和負債存在期限結構的差異,商業銀行不可避免地存在資產與負債之間的久期錯配,而受業務性質和操作成本等因素制約,往往很難通過調整資產負債自身的結構以減少和消除這種錯配,當市場利率出現波動時,商業銀行的久期錯配便會形成利率風險,導致經營業績的波動。20世紀80年代以美國廢除管制利率Q條例為代表的利率自由化使得發達國家商業銀行面臨的利率風險日益凸顯,而以利率互換、遠期利率協議、利率期權和利率期貨等為代表的利率衍生品合約能夠方便和靈活地改善銀行久期錯配程度,從而有效降低利率風險水平。
  商業銀行作為利率衍生品市場的主要參與者,通常擁有多重交易動機。一是作為套期保值者,運用利率衍生品可以降低久期錯配,對沖利率風險,減少風險暴露。二是扮演做市商(Market maker)角色,持續向市場報出衍生品合約的買賣價格,在為市場提供流動性的同時,也擴大了中間業務收入。三是依托專業和人才的優勢,基于對利率趨勢和波動的研判,從事套利、投機為目的的衍生品策略交易,改善銀行盈利結構。利率衍生品市場由此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2013)統計,2012年末全球利率衍生品合約名義本金為538.33萬億美元,比2000年底增長了7.1倍,占全部衍生品的比重高達78.6%[1]。
  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利率衍生品市場的起步較晚。2005年6月,銀行間債券市場正式推出了債券遠期
  ①①債券遠期是指交易雙方約定在未來某一日期,以約定價格和數量買賣標的債券的金融合約。,從此拉開了國內建立規范的利率衍生品市場的序幕②②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就創建利率衍生品(國債期貨)市場進行了嘗試,然而由于當時內外部條件均不成熟,歷時兩年半的國債期貨試點在1995年5月以失敗告終。值得欣慰的是,2013年7月初恢復國債期貨交易的方案正式獲得國務院的批準。。隨后,銀行間債券市場于2006年2月推出利率互換③③利率互換是指交易雙方約定在未來一定期限內,根據約定的本金和利率計算利息并進行利息交換的金融合約。,又于2007年11月推出遠期利率協議④④遠期利率協議是指交易雙方約定在未來某一日期,在一定名義本金基礎上分別以合同利率和參考利率計算利息的金融合約。,合約品種日趨豐富,市場交易增長迅速,2012年全年利率衍生品交易的名義本金規模高達2.92萬億元,是2006年的29倍,其中利率互換逐步成為市場的主導⑤⑤利率互換成為利率衍生品市場的主導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與其他衍生工具相比,利率互換在諸如期限、名義本金等合約要素的選擇上具有很大的靈活性[2]。二是利率互換在對沖利率風險方面具備成本上的比較優勢[3]。。國內銀行開展衍生品業務可以更好地發揮金融中介功能,提升金融市場運行效率,優化金融資產定價機制,在一定程度上推進利率市場化的改革。然而,與發達國家衍生品市場的自發產生與演進所不同的是,中國利率衍生品市場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主導和推動,同時國內銀行的存貸款利率依然受到嚴格管制。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久期錯配會影響利率衍生品使用嗎?與國外市場主體相比,久期錯配的影響在方向上是否存在差異性?如果存在差異,那么其背后的原因又會是什么?這些問題是本文試圖去回答的,同時,以期為國內監管政策制定者和商業銀行管理層提供一定的啟示。
  二、文獻回顧
  20世紀80年代開始,運用利率衍生品等金融衍生工具進行風險管理逐步成為歐美企業日常的財務活動和普遍的金融現象,理論界也開始關注影響企業(包括銀行等金融機構)參與衍生品活動的各種驅動因素,通過放松經典的MM理論①①Modigliani & Miller(1958)[4]認為,在金融市場處于完美的狀態下(即不存在代理成本、信息不對稱、稅收以及交易成本),風險對沖的行為無法增加企業價值。中嚴格的前提假設,運用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來探究運用衍生品的必要性及其背后的動因,包括財務困境和稅收凸性(Smith and Stulz,1985)[5]、投資機會(Froot et al.,1993)[6]、風險暴露(Géczy et al.,1997)[7]、市場不完全性(Froot et al.,1989)[8]以及信息不對稱性(DeMarzo and Duffie,1995)[9]等因素,從而形成了現代風險管理理論。
  國外研究表明利率風險是造成商業銀行業績波動的主要因素,從而對銀行的市值和股票收益率帶來負面沖擊 [10][11][12]。由于資產負債久期錯配是形成商業銀行利率風險的源泉,因此探討久期錯配與利率衍生品的關系已經成為當前風險管理研究的前沿領域,并產生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在傳統的金融中介理論中,銀行的委托人是存款人和股東,而銀行則是負有監督借款人職責的代理人[13]。Diamond(1984)[14]通過在金融機構委托—代理模型中引入風險分散化(Risk diversification),發現風險分散化能有效提升金融中介功能,改善對代理人的激勵和約束,而這一拓展的模型暗示了商業銀行應該運用利率衍生品消除資產負債的久期錯配,充分規避利率風險,從而更好地經營信貸業務,發揮銀行在監督借款人方面的比較優勢。Kim and Koppenhaver(1993)[15]通過對366家美國商業銀行1985年至1991年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后,首次發現期限處于1—5年資產負債的久期錯配對利率衍生品使用產生了顯著的正效應,即這種久期錯配程度越高,銀行就更傾向于使用利率衍生工具對沖其面臨的利率風險。隨后,Carter and Sinkey(1998)[16]、Sinkey and Carter (2000)[17]和Pumanandam(2007)[18]均以美國商業銀行期限在1年以內資產負債的久期錯配作為研究對象,相關的實證結果中也支持“久期錯配對利率衍生品使用產生正向作用”的結論。Shyu(1999)[19]將研究對象拓展至美國、歐洲和日本的32家大型商業銀行,分別考察了不同的利率衍生產品合約,發現久期錯配與遠期利率協議、利率期貨和利率互換均存在顯著的正相關,但是與利率期權的關系卻不顯著。Ruprecht et al.(2013)[20]通過對德國商業銀行2000—2011年共計19336組觀測值構建聯立方程模型進行分析后發現,久期錯配是影響利率衍生品使用的一個內生變量并且影響方向依然為正。此外,De Ceuster et al.(2003)[21]、Shiu(2007)[22]分別對澳大利亞和英國的保險公司進行的實證研究發現,久期錯配對利率衍生品的正效應在保險業也存在。   伴隨著中國利率衍生品市場的發展,國內學術界也開始關注利率衍生品,主要圍繞以下四個方面展開研究:一是從全球金融市場的視野出發,研究發達國家利率衍生品市場及監管改革,并對國內市場的發展提出政策建議(王吉和劉湘成,2011)[23]。二是從合約風險管理的功能出發,探討利率衍生品如何有效地管理利率風險(康志勇和張莉,2009)[24]。三是從合約定價機制的視角出發,討論中國利率衍生品現有定價機制的缺陷和優化方向(陳可和任兆璋,2011)[25]。四是從市場影響因素入手,探究各種影響利率衍生品市場發展的驅動因素(斯文,2013)[26]。
  與國外相比,國內對利率衍生品使用動機的研究才剛起步。王敬(2010)[27]對中國15家參與利率互換業務的商業銀行2007年度數據運用橫截面模型分析,發現國內銀行對利率衍生產品的需求與國外的理論分析和實證結果存在明顯的差異,其中期限為3個月以內資產負債的久期錯配與利率衍生品使用存在負相關性,但是未能對產生負相關的原因進行解釋,此外受限于觀測值數量,相關的實證結論有待進一步檢驗和證實。
  本文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利用了2006年至2012年中國上市銀行的半年度數據進行分析,與國內已有文獻相比大幅增加了實證的觀測值數量,從而有助于增強研究結論的可靠性。二是分別構建測度整體和不同期限資產負債的久期錯配指標,首次檢驗了久期錯配對利率衍生品使用是否存在期限結構差異的命題。
  三、實證研究設計
  (一)變量選取與計算
  1.被解釋變量
  在已有文獻中,表示衍生品使用這一變量通常采用兩種形式:一是虛擬變量,即當觀測期內樣本公司使用衍生品時,賦值為1,否則為0。二是對沖比率(Hedge ratio),即衍生品合約名義本金占總資產的比例。然而,使用虛擬變量的局限性在于它無法對樣本的對沖程度進行衡量,對沖1%風險暴露的樣本與對沖100%風險暴露的樣本在實證檢驗中的影響完全相同,這顯然不符合實際,因而得出的結論很有可能產生偏差甚至錯誤。近年來,國外的相關實證研究文獻主要運用對沖比率來衡量衍生品使用這一變量。
  按照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等相關要求,商業銀行計量和披露衍生工具的信息包括名義本金和公允價值,筆者通過手工整理中國上市銀行對外披露的財務報告時發現,上市銀行均能夠嚴格按照會計準則的要求在半年度和年度財務報告附件中詳細披露衍生品的種類、名義本金和公允價值,這為本文實證研究提供了數據保障。Pantzalis et al.(2001)[28]、Zhao and Moser(2009)[29]指出名義本金是衡量衍生品交易的一個理想指標。此外,Triki(2006)[30]認為由于衍生品的公允價值易受被對沖資產價值波動以及合約存續期的影響,因而公允價值不適合作為實證研究的變量。
  據此,本文借鑒了Carter and Sinkey(1998)、Pumanandam(2007)等的研究思路,運用對沖比率來代表中國商業銀行利率衍生品的使用程度,因此將期末利率衍生品名義本金占資產總額的比重作為實證模型的被解釋變量。
  2.解釋變量
  本文重點關注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久期錯配對利率衍生品使用的影響,因而久期錯配程度便成為實證模型的解釋變量。然而,在已有國內外實證研究中,針對商業銀行久期錯配的測算方法存在著差異,如Kim and Koppenhaver(1993)用期限在1—5年的計息資產減去對應期限計息負債的差額絕對值占總資產的比重來表示久期錯配程度;Carter and Sinkey(1998)用期限在1年以內的計息流動資產減去計息流動負債的差額絕對值占總資產的比重作為衡量指標;王敬(2010)則用期限在3個月以內的計息資產減去同期限計息負債的差額絕對值占總資產的比重作為代理指標。
  為了更全面地檢驗中國商業銀行的久期錯配對利率衍生品使用的影響,同時也考察這種影響是否存在期限結構上的差異,在已有文獻的基礎上,本文分別構建以下四個指標來衡量商業銀行資產負債久期錯配程度。
  在此基礎上,并依據現有多數研究的結論,做出中國商業銀行無論是整體資產負債久期錯配還是不同期限結構的久期錯配均對利率衍生品運用產生正效應的實證假設。
  3.控制變量
  為了提高實證檢驗的準確性,根據風險管理理論和已有的相關實證文獻,在實證模型中包含以下控制變量。
  (1)其他衍生品。Kim and Koopenhaver (1993) 指出商業銀行參與不同衍生品交易存在著同步性,即銀行使用一種衍生工具往往會增加運用其他衍生產品合約的可能性。這一觀點得到了Heineche and Shen (1995) [31]、Carter and Sinkey(2000)的實證結論支持。Ashraf et al.(2007)[32]進一步研究發現,商業銀行運用利率衍生品與外匯衍生品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性。鑒于目前中國上市商業銀行較多地使用利率衍生品和外匯衍生品,因此,本文實證模型中用外匯衍生品的對沖比率(表示使用程度)作為一個控制變量。根據已有的實證結果,做出外匯衍生品使用對利率衍生品產生正效應的假設。
  (2)資產規模。Peltzman(1977)[33]研究發現,企業規模擴大有助于提升經營效率。Booth et al(1984)[34]指出,實施風險管理或者執行風險對沖需支付高昂的固定成本(包括人力成本、硬件費用、軟件支出等),由于存在著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Economies of scope),大公司會有更高的積極性去運用衍生工具對沖風險。Block and Gallagher(1986)[35]也認為衍生品交易需要隨時處理大量信息,規模大的企業更有能力雇傭專業人士開展衍生品交易。依據已有實證研究的普遍做法,用商業銀行的規模來代表管理風險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水平,并對總資產取自然對數形式,預期資產規模將對利率衍生品帶來正向影響。   (3)資本充足。Merton and Bodie(1992)[36]指出金融機構的監管資本是一種保障性資本(Assurance capital),其發揮著抵御風險損失的緩沖器功能。Sinkey and Carter(2000)認為較高資本充足率的金融機構擁有更強的業務擴張能力,擴大業務必然伴隨風險增加,因而更傾向于使用衍生工具規避風險。衡量中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水平的指標分別為核心資本充足率和資本充足率①①根據中國銀監會2012年6月頒布的《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2013年開始將原有的“核心資本充足率” 、“資本充足率”兩個指標調整為“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一級資本充足率”和“資本充足率”三個指標。,在實證模型中用資本充足率代表資本充足水平,此外將核心資本充足率作為檢驗模型穩健性的替代變量。根據已有的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本文預期資本充足水平對利率衍生品使用的影響為正。
  (4)成長能力。Froot et al(1993)通過企業最優投資模型證明,當企業現金流不穩定和外部籌資成本較高時,風險對沖的行為可以更好地匹配現金流出與流入,降低企業借助外部融資的可能性,從而保證企業有更多的內部資金投資于凈現值(NPV)為正的項目,有助于解決投資不足問題(Underinvestment Problem),滿足潛在投資機會。在已有的實證研究中,通常運用營業收入增長率、利潤增長率等指標來表示商業銀行的商業機會和成長能力①①針對非金融企業,普遍采用資本性支出占營業收入、研發支出(R&D)占營業收入來衡量投資機會[37],而這些指標對于商業銀行而言不適用。,這些指標越高表明銀行的成長能力越強。因此,本文將營業收入增長率作為衡量成長能力的控制變量,而將利潤增長率作為檢驗模型穩健性的替代變量。依據已有的研究結論,預期成長能力因素與利率衍生品使用之間存在正相關。
  (5)股權結構。依據委托—代理理論,股東能對公司管理層的經營決策產生約束,進而影響管理層的風險偏好,而股東的影響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持股集中度,當持股集中度越高,這種影響力就越大。在本文中,運用商業銀行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來體現這種約束力,如果持股比例越高,管理層與股東之間的目標就越可能一致,管理層更傾向于利用衍生品去管理自身風險,降低現金流的波動性,同時用前十大股東持股比例合計作為模型穩健性檢驗的輔助變量。對此,提出中國商業銀行股東持股比例對利率衍生品使用產生正效應的假設。
  (6)財務困境。Smith and Stulz(1985)通過建立企業價值最大化的風險對沖模型,發現當財務困境概率增加時,企業就更有可能借助衍生品來降低風險。Kuersten and Linde(2011)[38]通過構建最優風險政策的跨期模型證明,面臨財務困境的高杠桿企業更傾向于通過衍生工具轉移風險,從而降低公司的破產概率。根據已有的文獻,決定商業銀行財務困境的變量通常有三個:一是盈利能力,由于凈資產收益率能體現銀行對股東投入的回報而納入實證模型作為一個控制變量。二是資產質量,評價銀行資產安全性的主要指標是不良貸款率,不良貸款率越高就意味著資產質量越差,因此將該指標作為衡量資產質量的控制變量。三是流動性水平,流動性比率是體現銀行短期流動性水平的重要指標,該指標越高表示資產流動性越強,銀行發生財務困境的可能就越低,反之則反是。因此,將流動性比率作為控制變量而納入實證模型,同時用存貸款比率作為檢驗模型穩健性的替代變量。基于現有研究結論,做出盈利能力、資產質量和流動性水平均產生負效應的實證假設。
  (二)實證模型的構建
  相關銀行年度、半年度財務報告Wind數據庫注:由于上文提出了資產質量產生負效應的實證假設,而不良貸款率越高表示資產質量越差,據此上表1中假設不良貸款率將產生正效應。
  (三)樣本選擇
  考慮到實證樣本的可獲性和客觀性,本文選擇了在中國滬深A股市場上市的16家商業銀行作為研究對象,分別為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交通銀行、中信銀行、中國光大銀行、華夏銀行、平安銀行、招商銀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興業銀行、中國民生銀行、北京銀行、南京銀行和寧波銀行。
  由于本文實證研究涉及的利率衍生品屬于銀行間市場的衍生品合約,而銀行間市場雖然在2005年6月就推出了首款利率衍生品合約(債券遠期),但在最初的一年內由于市場剛起步,交易清淡,多數銀行尚處于觀望中,從2006年下半年開始市場才逐漸步入正軌。此外,通過對上市銀行年報和半年報的數據整理,發現多數樣本銀行從2006年開始才在半年報和年報中對外披露資產負債久期錯配的相關數據。為此,本文選擇2006年至2012年作為觀測期間。同時,鑒于中國上市銀行僅在半年度和年度財務報告附注中對外披露各類衍生品使用的明細情況、名義本金規模等相關信息,因此以半年作為觀測頻率。本文還剔除了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中存在缺損的觀測值,最終實證研究的觀測值共計179組。由于每個時期的樣本數量存在差異,實證研究模型屬于非平衡面板。從數據本身來看,基于上市商業銀行的面板數據研究能夠有效克服中國銀行參與利率衍生品業務時間較短的局限,提升估計和檢驗統計量的自由度,增加分析結論的可靠性和準確性。
  四、實證研究
  (一)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表2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注:總資產取對數時,總資產的單位是億元。
  從表2可以看出,樣本銀行在衍生品使用、久期錯配、資產規模、資本充足、成長能力、股權結構、盈利能力、資產質量以及流動性水平等方面均存在著一定的差異,這是因為國內上市銀行既包括了大型國有銀行(四大行),又有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這也說明了樣本具有廣泛性和代表性。此外,針對不同期限的資產負債久期錯配而言,1年期以內的久期錯配程度最高,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中國上市商業銀行面臨的短期利率風險水平可能會較高。   (二)變量的相關系數
  從表3可以看出,解釋變量與控制變量之間以及控制變量之間的相關性普遍較低,說明上文設定的實證模型不存在明顯的多元共線性問題,因此可以認為上文4組實證模型設定是恰當的①①考慮到資本充足率與整體資產負債久期錯配之間的相關系數相對較高(達到0.85,見表3),筆者也嘗試在模型(1)中剔除資本充足率這一控制變量重新進行回歸檢驗,發現整體資產負債久期錯配對利率衍生品影響在規模和顯著性上未發生明顯變化。。
  (三)回歸模型結果
  本文實證研究借助計量軟件Eviews7.0完成,對模型(1)至(4)分別進行回歸,具體的回歸結果見表4。
  計。3. 依據最大似然比檢驗的結果,上述實證模型在固定效應模型和混合回歸模型之間選擇固定效應模型,又根據豪斯曼檢驗的結果在固定效應模型與隨機效應模型之間選擇固定效應模型。
  從表4不難看出,無論是整體資產負債的久期錯配還是不同期限的久期錯配均對樣本銀行運用利率衍生品產生了顯著的負效應,這與王敬(2010)的實證研究結果相似,但是與國外已有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結果卻相反。
  首先,就整體資產負債久期錯配的效應而言,其效應規模為-0.53,即當整體資產負債久期錯配程度提高1%,商業銀行運用利率衍生品程度下降0.53%。究其原因,筆者認為可以從中國現有的金融體系進行分析和解釋。國內金融體系與發達成熟的經濟體存在著巨大差異,國內資本市場(包括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尚處于初級發展階段,商業銀行在整個社會融資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在金融資源配置上扮演核心角色,因而使得國內銀行的業務模式長期以傳統的存貸款業務為主。一方面,無論是存款利率還是貸款利率,其基準利率水平均是由中國人民銀行決定,并且隨著期限的拉長而不斷走高①①例如在2012年年末,針對不同期限的存款利率和貸款利率,其中一年期基準利率分別為3%和6%、三年期分別為4.25%和6.15%、五年期分別為4.75%和6.4%。,也就是說存貸款的利率曲線始終是向上傾斜的。Faulkender(2005)[39]指出利率曲線的傾斜程度會影響利率衍生品的使用,Ruprecht et al.(2013)的研究更是發現當利率曲線向上傾斜(即長期利率高于短期利率)的概率越高,則資產負債久期錯配與利率衍生品使用之間越可能出現負相關性。另一方面,中國存在著因政府管制而帶來“存款利率上限、貸款利率下限”的利差保護,并且存貸款的基準利率在中國人民銀行進行利率調整時基本保持同步性,從而使存貸款利差能夠長期維持在較高水平②②以一年期的存貸款利差為例,2006年至 2012年,該利差保持在3.2%-3.96%的區間之內。,因此在不考慮其他諸如信用風險等因素的情況下,當銀行的資產負債久期錯配程度越高,其獲取更高利潤水平的可能性就越大,銀行承擔久期錯配的意愿隨之提高,因而就更不愿意運用利率衍生品去減少久期錯配、對沖利率風險了。然而,隨著今后利率市場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和深化,筆者認為商業銀行資產負債久期錯配與利率衍生品的這種負相關關系將會有所改變。
  其次,久期錯配對利率衍生品的負向作用在規模上和顯著性水平上均與久期錯配的期限結構存在正相關。具體而言,短期久期錯配的效應規模僅為-0.06(顯著性水平為10%),中期久期錯配的效應規模上升至-0.11(顯著性水平升至1%),長期久期錯配的影響則達到-0.26(顯著性水平為1%)。其中的原因可以從利差的期限結構進行解釋,假設以一年期的存款利率作為銀行的平均資金成本,在2006年至 2012年期間,1—3年期的貸款利差達到3.35%—4.14%,3—5年期的貸款利差可以達到3.6%—4.32%,5年期以上的貸款利差更是高達3.75%—4.68%。而中國銀行體系中沉淀著大量的短期存款,并且市場流動性總體而言比較充裕和寬松,商業銀行容易通過“存短貸長”的運作模式實現穩定的經營利潤。因此,當期限越長的資產負債久期錯配越高時,銀行承擔利率風險的意愿就更強,因此對利率衍生品使用的負效應也就進一步擴大。
  最后,針對控制變量而言,外匯衍生品、資產規模、資本充足、股權結構、不良貸款率均對利率衍生品使用產生了正的影響,而盈利能力和流動性水平帶來了負向作用,這與實證假設保持一致。同時,營業收入增長率(反映成長能力)的影響為負,與實證預期相反,但是這種影響在統計上并不顯著,可能的原因是由于衍生品是一種創新業務和表外業務,在銀行管理層的業務發展戰略規劃中往往會將其與傳統業務分開考慮。
  (三)穩健性檢驗
  為了檢驗研究結果的穩定性和可靠性,本文運用以下三種方法對實證模型進行穩定性檢驗:一是調整模型的回歸方法,運用Koenker and Bassett(1978) [40]提出的分位數回歸模型進行重新檢驗,在20%、40%、50%、60%和80%分位數下,結論并未出現明顯的變化。二是改變數據的觀測頻率,將半年度數據變更為年度數據,對實證模型進行重新測算后,發現研究結論并未改變。三是替換模型的控制變量,將資本充足率、營業收入增長率、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流動比率這四個控制變量同時替換為核心資本充足率、利潤增長率、前十大股東合計持股比例、存貸比率,檢驗發現原有結論未發生根本性變化。因此,可以認為本文實證結果是穩健和可靠的。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基于2006—2012年期間國內16家上市商業銀行的半年度數據,通過整理樣本銀行半年報和年報中涉及資產負債久期錯配和衍生品(包括利率和外匯衍生品)的相關信息,運用實證模型檢驗了商業銀行久期錯配因素對利率衍生品使用的影響,得出以下兩點結論:一是無論是整體資產負債久期錯配還是不同期限結構的久期錯配均對利率衍生品產生了顯著的負效應,這與國外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結果存在明顯的差異。二是久期錯配的這種負向作用在規模上和顯著性水平上與久期錯配期限結構保持正相關性。根據上文實證結果,并結合中國金融體系的現狀,筆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一)推進存貸款利率的市場化水平
  利率市場化改革的目標是建立健全由市場供求決定的利率形成機制,中央銀行運用貨幣政策工具引導市場利率,金融機構在競爭性市場中進行自主定價,從而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41]。自1996年以來,中國先后放開了銀行間拆借利率、債券回購與發行利率,存貸款利率也允許依照基準利率進行一定區間的浮動③③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規定,2012年6月8日起金融機構存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上限為基準利率的1.1倍,貸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下限調整為基準利率的0.8倍。。經過十多年的努力,應當說利率市場化已經取得了階段性的進展,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的基礎條件也已基本具備[42]。對此,建議進一步放開商業銀行存貸利率的浮動區間,同時中國人民銀行在存貸款基準利率調整時應當增加不對稱性,從而在放松利率管制的同時,降低對存貸利差的保護,使利率衍生品工具能夠真正成為商業銀行改善資產負債久期錯配的工具,進而發揮管理利率風險的功能。
  (二)高度重視利率衍生品的風險性
  國外的研究表明,久期錯配程度越高對利率衍生產品的需求越大,這是一種良性、合理的需求結構。然而本文實證結果卻截然相反,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國內商業銀行目前在利率衍生品業務中更多地扮演了利率衍生品市場的做市商,以及從事套利、投機為目的的衍生品交易。然而,衍生品合約本身隱含著市場風險、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操作風險和法律風險等在內的多元風險,并且這些風險間的耦合關系也不是簡單的線性相關而是非線性相關[43],因而需要金融監管部門和銀行管理層高度重視利率衍生品業務的風險性。建議國內商業銀行根據自身的市場定位和業務專長,審慎、穩步和有針對性地開展利率衍生品活動,同時積極健全科學、有效的內部控制機制與風險管理體系,防范因該項業務的快速擴張而加大商業銀行的風險程度。
  (三)加強對利率衍生品市場的監管
  目前,中國利率衍生品是銀行間市場交易的場外衍生品合約。然而近期發生的“債券黑金”事件暴露出中國銀行間市場的交易缺乏公開透明,容易成為利益輸送的溫床①①《“債市黑金”凸顯監管盲區》,《人民日報》2013年4月25日,第6版。。對此,金融監管部門應當以落實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完善金融監管,推進金融創新,維護金融穩定”為契機,加快建立一個具有充分透明度的市場框架,從而防范系統性風險的發生。建議從三個方面著手:一是完善監管法律體系,盡快制定一部全面規范包括利率衍生品在內的場外衍生品交易的法律,將場外市場統一納入監管框架。二是健全監管協調機制,改進不同監管機構之間的信息交流與共享機制,加強對利率衍生品市場監管的合作協調,發揮監管的協同效應。三是完善上海清算所作為場外市場中央對手方的功能,授權其負責對利率衍生品的交易、結算、風控、信息披露等重點環節進行統一管理[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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