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產出模型【基于投入產出模型的中國對外貿易產品結構合理性研究】

發布時間:2019-10-16 01:30:20 來源: 法律文本 點擊:

  收稿日期:2013-07-05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項目(13YJC79004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資助項目(JBK120403);貴州省科技廳科學技術基金項目(黔科合J字[2013]2090號);貴州省教育廳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項目(12QN035);貴州省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規劃項目(2011A002)。
  作者簡介:胡劍波(1982-),男,四川瀘縣人,博士,貴州財經大學國際經濟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周葵(1970-),女,四川成都人,博士,西南財經大學中國西部經濟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為宏觀經濟;安丹(1989-),女,貴州桐梓人,貴州財經大學國際經濟學院碩士生,研究方向為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
  ①因貨物貿易在中國對外貿易中占主導地位,因而本節所涉對外貿易或進出口貿易數據僅指貨物貿易額。
  ②數據來源于2011年《中國統計年鑒》,并經加工整理計算所得。
  ③數據來源于《201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詳情參見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120222_402786440.htm。
  ④數據來源于2011年《中國統計年鑒》和《201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并經整理計算所得。
  摘要:借鑒外貿商品結構合理度指數的思想,利用修正的影響力系數和感應度系數,構建出新的外貿產品結構合理度指數模型,并基于2002年、2005年和2007年的非競爭型投入產出數據,運用Matlab計量軟件對中國42個產業部門進出口產品結構的合理性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結果發現:(1)總體上看,中國外貿產品結構在往更為合理的方向發展,且進口產品結構往更為合理方向演進的速度快于出口產品結構;(2)影響力系數與出口產品結構比重的排序并不完全匹配,表明出口產品結構亟需進一步調整優化,且應適量控制影響力系數較小而出口比重較大的產品額度,加強支柱產業出口產品比重;(3)感應度系數與進口產品結構比例的排序并不完全一致,說明進口產品結構亟待進一步調整和優化,且應適度縮小感應度系數小而進口比例較大的產品規模,增加瓶頸產業進口產品比例。
  關鍵詞:對外貿易;產品結構合理性;投入產出模型
  文章編號:2095-5960(2013)05-0072-011
  ;中圖分類號:F812
  ;文獻標識碼:A
  一、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對外貿易①獲得長足發展,進出口貿易額由1978年的206.4億美元飆升至2010年的29740億美元,增長143倍,年均增長率達到16.80%,特別是2001年加入WTO至今這段時間,是對外貿易自改革開放以來增長最快、增速最為穩定的時期,年均增速高達21.65%②。2011年,中國外貿總額高達36421億美元,同比增長22.5%,其中:出口額為18986億美元,增長20.3%;進口額為17435億美元,增長24.9%③。中國對外貿易增速不僅高于同期GDP增速(8%~10%),也大大高于全球貿易平均約7%的增速。[1]同時,中國外貿依存度大幅提升,1978-2011年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和進口依存度分別從9.74%、4.59%和5.14%攀升至48.58%、25.32%和23.26%④。雖然在此期間,外貿依存度有所起伏,但從長期發展視角考量,我國外貿依存度總體表現為上揚態勢。對于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而言,較高的外貿依存度既表明經濟開放程度的日漸提高和進出口貿易對國民經濟促進作用的強勁顯現,也說明中國經濟發展過度依賴國際市場,易受國際環境中不利因素的沖擊,2008年發源西方發達國家的全球金融危機便是印證。
  當前的中國是世界第二大貿易國、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但并非貿易強國,進出口貿易規模不斷擴大和外貿依存度不斷提升的背后仍未完全擺脫粗放式增長模式,中國在全球市場中的分工地位主要是在價值鏈末端從事生產,扮演“世界工廠”角色,出口工業制成品中相當高比例的產品為勞動密集型、低技術和低附加值商品,即使資本技術密集型出口產品的地位在日漸增強,但這些產品大多是由在華外商企業利用加工貿易方式完成的,與發達國家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低能源密度的產品相去甚遠。嚴峻的對外貿易形勢以及與歐美等主要貿易伙伴貿易摩擦的不斷增多致使中國亟需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提高貿易發展質量和增強外貿可持續發展能力,而對外貿商品結構的調整無疑是實現該目標的重要一環。當前,對于諸如:(1)外貿產品結構的優化升級與合理性兩者存在差別但又緊密關聯,脫離合理性來討論分析優化升級顯然是不科學的,因而在研究進出口產品結構優化時也亟需考量中國當前對外貿易產品結構是否合理?(2)外貿產品結構與國民經濟產業結構是相互影響和制約的,如何在當前國內產業結構的框架下調整優化升級外貿產品結構?這樣的問題雖有部分學者涉及,但卻并不全面、準確、系統和深入,在后面的文獻綜述部分,還會進一步對此展開論述。鑒于此,本研究試圖回答上述2個問題,這對于立足當前國內產業結構并對不合理進出口產品結構進行調整優化、有效實現外貿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促進進出口貿易的持續健康發展,為決策者制定和實施對外貿易政策提供重要依據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二、文獻綜述
  當前,有關外貿商品結構的研究成果頗豐,并主要集中在進出口貿易產品結構與經濟增長、對外貿易產品結構現狀與優化升級方面(Balassa,1978;Feder,1983;Jung & Marshall,1985;Chow,1987;Baldwin,1992;Jong-Wha Lee,1995;Mcnab & Moore,1998;Dhawan & Biswal,1999;金哲松,2000;許和連、賴明勇,2001;Milberg,2004;林毅夫等,2005;孫偉、王艷,2006;Kali et al.,2007;Benedictis & Tajoli,2008;閻志軍,2011;楊繼軍、范從來,2012),而對于外貿商品結構合理性的研究相對較少。鑒于此,本文試圖從以下三個視角對外貿產品結構合理性的相關文獻進行綜述。首先,現階段專家學者對外貿產品結構合理性概念的解釋雖然表述不同,但其基本的界定具有同一性,在一定程度上達成了共識,即外貿產品結構合理性是指不同種類的進出口產品構成狀況是否有利于本國或本地區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楊琦,2007;廖道軍,2010;楊麗華,2011)。其次,從定性角度考察,若一定的對外貿易產品結構能夠帶動本國或本地區國民經濟快速增長,則這種外貿產品結構是合理的,反之亦然。再次,從定量角度考量,若一定的進出口貿易產品結構對國民經濟拉動或推動作用大的產品占有較大比例,換言之,外貿產品結構與本國或本地區國民經濟中的支柱產業或瓶頸產業匹配程度較高,則這種外貿產品結構是合理的,反之,則不合理(沈利生、吳振宇,2003;楊琦,2007;廖道軍,2010)。當前,有關中國外貿產品結構合理性的定量研究,根據進出口產品分類方法以及合理性評價標準的不同,其評價方法大致包括三類:(1)指標分析法,即利用構建的指數對外貿產品結構的合理性進行評估。常見的評價指標主要包括貿易競爭力指數(TC)、競爭比較優勢指數(CA)、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RCA)、凈出口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NERCA)、對稱性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RCAS)、貿易經濟效率指數(TEE)等。例如,劉重力與劉德江(2003)、劉海云等(2004)、傅朝陽 (2005)、程新章與唐海燕(2006)、沈國兵(2007)、周松蘭(2008)、喻志軍(2009)、陳虹和章國榮(2010)、林善波與陳飛翔(2011)、陳立敏與候再平(2012)等學者都采用指標分析法。指標分析法因數據易獲取,運算過程簡便以及結果直觀明朗等優勢而被廣泛運用,但缺點在于方法過于單一,求解結果存在片面性,不能較為客觀地反映一國或地區實際的比較優勢。(2)計量經濟模型法。比如,楊全發(2000)、洪銀興(2001)、張曙霄(2003)、潘向東等(2005)、張鴻(2006)、江小涓(2007)、彭斯達等(2008)、鄭凌霄(2009)、王菲(2011)、劉丹青和王菲(2011)、林存文(2012)等學者都采用微觀計量經濟模型或宏觀經濟模型來討論分析外貿產品結構的合理性。計量經濟模型具有經驗性、隨機性以及動態性等特點,運用較為靈活,但缺陷在于對數據要求較高,各變量之間常存在嚴重多重共線性,且諸多消除共線性的方法難以湊效,對同一經濟現象因假設不同而構建的模型必然不同,致使實證結果存在偏差。(3)投入產出法。Wassily Leontief(1936)研究并創立投入產出分析方法[2],自此以后,該方法被廣泛應用于經濟、能源、環境等領域問題的研究,并被證實是一種非常有效的研究經濟增長、能源發展、環境污染等的有利分析工具(Chapman,1974;Bullard et al.,1978;陳錫康、李秉全,1983;Casler & Wilbur,1984;鐘契夫、陳錫康,1987;Anwar,1996;Hamilton,1997;Michaelis & Jackson,1998;許憲春,1999;Machado et al.,2001;劉起運,2002;Lenzen et al.,2004;Ackerman et al.,2007;向蓉美、孟彥菊,2011;袁建文,2011;閆云鳳、趙忠秀,2012)。投入產出法是研究經濟體系(國民經濟、地區經濟、部門經濟、公司或企業經濟單位)中各個部分之間投入與產出相互依存關系的數量分析方法,而通過投入產出表的編制,能夠清晰地揭示國民經濟各部門、產業結構之間的內在聯系,特別是能夠反映國民經濟中各部門、各產業之間在生產過程中的直接與間接聯系,以及各部門、各產業生產與分配使用、生產與消耗之間的平衡(均衡)關系(Leontief,1970;Glickman,1977;Ciaschini,1983;Barker,1985;Batey & Weeks,1989;Dewhurst & West,1991;何其祥,1999;董承章,2000;向蓉美,2007;廖明球,2009;劉起運等,2011;陳錫康,等,2011)。正因為此,國內諸多學者利用投入產出法對外貿產品結構的合理度指數①進行研究分析:沈利生、吳振宇(2003)利用中國1997年投入產出表計算進出口40個產業的合理度指數,發現出口產品影響力排序與影響力系數②排序以及進口商品推動力排序與推動力系數③排序并不完全一致[3];黃偉等(2005)基于中國2000年區域間投入產出聯結表對東北、東部、中部、西北、西南等5個區域的外貿商品結構合理性進行實證研究,結果發現東部對區外出口產品結構的合理度指數最高,而中部則是從區外進口產品結構的合理度指數最高[4];向錦、康贊亮(2006)測算中國2002年出口產品結構合理度指數,發現中國出口商品結構排序與影響力系數不一致[5];唐宜紅、楊琦(2007)基于北京2002年投入產出數據,利用投入產出模型測度北京外貿商品結構合理性問題,發現北京進出口商品結構與其支柱產業和瓶頸產業并不完全匹配[6];耿獻輝(2010)基于1987~2007年投入產出表計算中國外貿商品結構的合理度指數,實證結果表明中國外貿產品結構朝著更為合理的方向和趨勢發展[7];涂遠芬(2011)利用1997~2007年投入產出數據測算中國進口商品結構的合理度指數,發現中國進口產品結構發生較大變化,合理度指數呈現上揚態勢[8];曹旭平、張國平(2012)采用投入產出模型對2000~2010年江蘇外貿商品結構合理性進行評價,發現進出口產品結構與其支柱和瓶頸產業不匹配,外貿商品結構合理度指數下降等現象。[9]   上述3類評價外貿產品結構合理性的方法各有所長,但相比而言,從投入產出視角對進出口產品結構進行合理性的評判更為精準,原因在于對外貿易是國民經濟的一個重要有機組成部分,支撐國民經濟發展的產業結構與外貿產品結構是“原像”和“鏡像”的關系,兩者同源且高度正相關,產業結構是本體,對外貿易產品結構是產業結構所反映的影像。[10]即便如此,上述利用投入產出模型來討論分析外貿產品結構合理性的文獻仍舊存在至少三點不足:一是傳統的影響力系數和感應度系數計算公式中的分母采用算數平均,其假設條件是各產業部門的產出完全相等,忽略產業規模因素,但實際上產業規模對某產業部門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影響;二是感應度系數計算方法中的分子,即列昂惕夫逆矩陣的元素橫向相加是否合理,值得商榷,原因在于其元素來源于直接消耗系數,各元素基數不同,橫向相加導致經濟含義模糊,而以此求取的感應度系數就顯得毫無意義;三是以競爭型投入產出模型為基礎,即各生產部門消耗的中間投入部分不區分是本國生產還是國外進口,假定可完全替代,這在封閉的經濟系統或半封閉的經濟系統是可行的,但在對外經濟開放程度日益擴大的今天,仍舊采用競爭型投入產出方法就顯得十分不合理。為此,本文基于修正的影響力系數和感應度系數,利用非競爭型投入產出模型,構建出中國外貿產品結構的合理度指標,以便對進出口貿易產品結構的合理性進行全面、深入地剖析。
  三、模型構建與數據來源
  一國或地區產業結構決定外貿產品結構,外貿商品結構反過來又影響國內產業結構,二者相互影響,相互促進。[11]因此,討論分析一國或地區外貿產品結構是否合理,在構建模型之前,還需對本國或本地區的國民經濟產業結構進行考量。在現代產業結構研究中,影響力系數(Index of Power of Dispersion,IPD)和感應度系數(Index of Sensitivity of Dispersion,ISD)作為產業結構變動內在機理的重要經典方法,不僅可以分析、比較國民經濟中各行業部門的重要地位以及對國民經濟中各行業部門的拉動和推動作用,還可以判別產業的性質,在確定支柱產業和瓶頸產業等方面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12]因此,對產業結構的分析,可以通過產業部門的影響力系數和感應度系數來呈現和說明。
  ①合理度指數或權系數源于沈利生、吳振宇(2003)等人的研究成果,具體可參看其相關文獻。
  ②影響力系數(或拉動力系數)是反映國民經濟某一部門增加一個單位最終使用時,對國民經濟各部門所產生的生產需求波及程度;當影響力系數>1時,表示某一部門的生產對其他部門所產生的波及影響程度超過社會平均影響水平(即各部門所產生波及影響的平均值);當影響力系數=1時,表示某一部門的生產對其他部門所產生的波及影響程度等于社會平均影響水平;當影響力系數1時,表示某一部門受到的感應程度高于社會平均感應度水平(即各部門所受到的感應程度的平均值);當感應度系數=1時,表示某一部門受到的感應程度等于社會平均感應度水平;當感應度系數[3],而擴大以支柱產業為主導的產品出口,則可以利用出口貿易方式進一步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鑒于利用影響力系數來判斷支柱產業沒有一個具體數值要求,為簡單起見,本文選取影響力系數排名前10的部門作為支柱產業來進行討論分析。從表1可知,2007年影響力系數大于1的產業部門有16個,說明有16個產業部門所產生的波及程度超過社會平均影響水平;支柱產業集中在第二產業,并以制造業居多,其中,排名前3的紡織服裝鞋帽皮革羽絨及其制品業、紡織業和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的影響力系數分別達到1.2045、1.1960和1.1942,這說明工業仍舊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主導產業,對社會生產具備較大輻射作用,對整體經濟增長具有較強促進作用;出口產品結構比重排名前10的部門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其出口額之和占出口總規模的75.12%,但和支柱產業部門不同的是,包含第二產業中的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交通運輸及倉儲業與第三產業中的批發和零售業,且出口比重位居第1是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其結構比例高達22.38%,遠遠高于其他行業,是排名第2的紡織業的2.6倍;出口產品影響力排名前10的行業集中在第二產業,且以制造業居多,其中,影響力最大的3個行業分別是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紡織業和化學工業。(1)將支柱產業部門和出口產品結構比重排名前10的行業比較發現,兩者排序并不完全一致,說明出口產品結構并不十分合理,亟待調整優化,如支柱產業中影響力系數較大的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建筑業、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業、工藝品及其他制造業等的出口結構比重較小,理應優先擴大出口產品比重,增強其產品結構合理性。又如影響力系數小于1的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交通運輸及倉儲業,批發和零售業等的出口結構比重較大,因而應該對其出口比例適度控制。(2)產業部門影響力系數與出口產品影響力的排序也不完全一致,出口產品結構比重錯位是造成該結構的重要影響因素,例如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業、工藝品及其他制造業、建筑業等的出口比例較小,致使其出口產品的影響力排名靠后。(3)出口產品結構比重與出口產品影響力的排序也非完全相同,造成該結果的主要原因在于這些出口產品對應的產業部門的影響力系數不大,例如批發和零售業,其影響力系數僅為0.7296。   注:①上表中有出口產品的結構比重和影響力為0的產業,原因在于這幾類產品中國沒有出口額;②部分計算相同的數值排序卻不相同,原因在于列表只保留4位小數,而實際數值有大小之分。
  (三)中國進口產品結構合理性分析
  感應度系數越大的產業,其他產業部門對它的需求量越多,而這樣的部門若生產不足必然阻礙其他部門生產進而最終抑制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把國民經濟中全部產業部門的感應度系數在計算出來之后進行排序,排名位于前面的產業就是瓶頸產業,瓶頸產業會制約經濟的發展,擴大瓶頸產業的供給就可以推動整個經濟更快地發展。[3]在各產業既有供給能力狀況下,若要促使各產業部門進一步提高增加值,利用進口途徑來保障充足的中間產品供應量至關重要。鑒于利用感應度系數來判斷瓶頸產業同樣沒有一個具體數值要求,為簡單起見,本文仍舊選取感應度系數排名前10部門作為瓶頸產業來進行討論分析。從表2可知,2007年感應度系數大于1的產業部門有21個,表明有21個產業部門受到的感應程度高于社會平均感應度水平。瓶頸產業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包括5個制造業部門、4個采礦業部門和1個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部門,其中,排名前3的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金屬礦采選業和廢品廢料的感應度系數分別達到2.5413、2.3641和1.8278,這表明第二產業中的能源、資源和原材料行業部門多處于產業鏈的“上游”環節,是國民經濟其他部門的主要產品提供者,對國民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支撐作用。進口產品結構比重排名前10的部門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其進口額之和占進口總規模的80.24%,但和瓶頸產業部門不同的是,包含第二產業中的通用、專用設備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與第三產業中的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且進口比重位居第1是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其結構比例高達22.02%,遠遠高于其他行業,是排名第2的化學工業1.79倍;進口產品推動力排名前10的行業集中在第二產業,且以制造業居多,其中,推動力最大的3個行業分別是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和化學工業。(1)將瓶頸產業部門和進口產品結構比重排名前10的行業比較發現,兩者排序并不完全一致,說明進口產品結構并不合理,還需調整和優化,如瓶頸產業中感應度系數較大的煤炭開采和洗選業,非金屬礦及其他礦采選業,造紙印刷及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等的進口結構比重較小,理應優先擴大這些產業的進口產品比重,加強進口產品結構合理性;又如感應度系數小于1的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通用、專用設備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等的進口結構比重較大,因而應該對其進口比例加以調控。(2)產業部門感應度系數與進口產品推動力的排序也不完全一致,進口產品結構比重錯位是造成該結構的重要影響因素,例如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造紙印刷及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非金屬礦及其他礦采選業,煤炭開采和洗選業等的進口比重偏小,導致其進口產品的推動力排名落后。(3)進口產品結構比例與進口產品推動力的排序也非完全相同,造成該結果的重要因素是這些進口產品對應的產業部門的感應度系數不是太大,例如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其感應度系數剛剛大于1,僅為1.0487。
  注:①上表中有進口產品的結構比重和推動力為0的產業,原因在于這幾類產品中國沒有進口額;②部分計算相同的數值排序卻不相同,原因在于列表只保留4位小數,而實際數值有大小之分。
  五、結論及政策含義
  本研究借鑒沈利生、吳振宇(2003)關于外貿產品結構合理度指標的思想,構建出新的中國對外貿易產品結構合理度指標,并基于2002-2007年非競爭型投入產出數據,運用Matlab7.0計量軟件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結論包括:(1)總體上看,自中國加入WTO至今,中國外貿產品結構的合理度指數不是太高,但進出口產品結構都有往更為合理的方向發展的趨勢。相比而言,進口產品結構的合理度指數大于出口產品結構的合理度指數且前者往更為合理的方向演進的速度大大快于后者。(2)支柱產業影響力系數的排序與出口產品結構比重靠前的排序并不完全匹配,雖然細分的行業部門排序有所錯位但都屬于制造業大類,表明出口產品結構還需進一步調整優化,且應優先擴大出口產品的范圍主要是發展較為成熟并位于產業鏈“下游”居多的第二產業,即適量控制影響力系數較小而出口比重較大的產品規模,加強支柱產業的出口產品比重。(3)瓶頸產業感應度系數的排序與進口產品結構比例靠前的排序并不完全一致,雖然細化的行業部門排序有所錯位但都歸于第二產業中的采礦業和制造業大類,說明進口產品結構同樣需要進一步調整和優化,且優先擴大進口產品的范圍應以處于產業鏈“上游”并以能源、資源和原材料居多的行業部門為主,即適度縮小感應度系數小而進口比例較大的產品額度,增加瓶頸產業的進口產品比例。
  基于本文的實證結果與分析討論,我們得出如下政策含義:第一,針對傳統但仍舊具備比較優勢的產業,要積極增強其出口產品比重。這類產業包括諸如紡織服裝鞋帽皮革羽絨及其制品業、紡織業、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業、工藝品及其他制造業等。具體來說,應淘汰落后產能,加強自主研發能力,使用先進技術設備,增加產業產值。第二,針對拉動國民經濟發展較大的支柱產業,要擴大其出口產品規模。這類產業包括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金屬制品業等。具體來說,應加大國家政策扶持力度,增加資金、人才、技術、管理等方面的投入,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增強產業國際競爭核心力,提高產品附加值。第三,針對能源、資源和原材料的產業,要進一步擴大其進口產品規模,提高這類產品進口比例。這類產業包括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煤炭開采和洗選業、金屬礦開采業、非金屬礦及其他礦采選業等。具體來講,應進一步拓展新興貿易市場,擴大進口來源地多元化,在保證我國外匯儲備安全的前提下,提高購買能源戰略物資的外匯儲備量。第四,針對制約國民經濟整體發展的瓶頸產業,應優先擴大其產品的進口額度,以此彌補這類瓶頸產業需求的缺口。這類產業包括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化學工業等。具體來講,應拓寬國際經貿區域合作范圍,尤其是努力拓展東亞、中亞、南亞、西亞等市場,并深化建設中的中國-東盟自貿區(CAFTA)、大湄公河次區域(GMS)以及內地與港澳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CEPA)等貿易投資合作機制,有效實現產品要素資源合理配置。第五,針對國家提出的7大戰略性新興產業,應使其成為我國貿易發展新的核心力量。這類產業包括新能源、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制造、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車等。具體來說,應進一步加大支持培育力度,以此引領我國國民經濟產業結構和水平整體的優化升級,實現出口產品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轉變,改變中國當前在國際市場中的分工地位。第六,針對當前歐美等發達國家紛紛以“碳關稅①”、“碳標簽②”等貿易規則為由對進口產品設置貿易壁壘的情況,一方面,積極變外生壓力為自身發展的動力,推動低碳貿易③發展,支持低碳外國投資④,加大國際清潔發展機制(CDM)項目合作力度,鼓勵國內企業加大對清潔生產技術的創新與應用,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另一方面,中國需要和這些進口國家進行會晤磋商,積極開展對話,闡明環境保護“共同但有區別責任”的堅定立場,在低碳貿易規則制定上提高話語權,避免因低碳標準致使中國出口產品受阻,對于遭受碳貿易壁壘的產品,應積極向世界貿易組織(WTO)仲裁委員會申訴,維護出口商合法利益。   ①碳關稅,是指對高耗能的產品進口征收特別的CO2排放關稅。
  ②碳標簽(Carbon Labelling),是指把產品在生命周期(即從原料、制造、儲運、廢棄到回收的全過程)中的溫室氣體(GHG)排放(碳足跡)用可量化的指數標示出來,以產品標簽的形式告知消費者有關產品碳排放的信息。
  ③低碳貿易,是指以低碳經濟為背景的貿易,而低碳經濟是指兼顧經濟穩定增長的同時實現GHG排放的低增長或負增長的經濟模式。詳情參見:孫桂娟等.低碳經濟概論[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0.
  ④低碳外國投資,是指跨國公司通過股權(FDI)和非股權的參與方式,向東道國轉讓技術、做法或產品,從而大大降低這些國家的自身活動和相關活動及其產品和服務的使用所產生的GHG排放量。詳情參見: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0: Investment in a Low-carbon Economy. 184p.Sales No.E.10.II.D.2 wvw.unctad.org/en/docs/wir2010_ en.pdf,201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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