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鞍鋼廠辦大集體 鞍鋼廠辦集體企業新希望

發布時間:2019-03-14 01:26:14 來源: 案例分析 點擊:

  7月下旬的鞍山酷熱難耐,偶有一絲微風劃過。在鞍山鋼鐵集團公司(以下簡稱“鞍鋼”)礦山附屬企業綜合管理部部長徐學斌的辦公室,記者看到了一份由國務院國資委等部委下發的文件。總共八頁的篇幅,頁角已略顯磨損,很多地方被閱讀者重重地畫上了杠杠。
  這份文件全名為《關于妥善解決東北地區廠辦大集體企業有關問題的實施辦法(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征求意見稿”)。“文件是6月底發到我們這里的,”徐學斌告訴記者,“上級機關要求我們內部傳閱,大概是想聽聽我們的意見吧。”
  今年2月4日,國務院國資委為貫徹落實中央“重振東北”的精神,研究提出了《關于加快東北地區中央企業調整改造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該《意見》在指出東北中央企業改革方向的同時,還專門提及這些中央企業廠辦“大集體”問題,指出要“按照現代企業制度和現代產權制度的要求,參照國有企業改革的有關政策,大力推進廠辦集體企業的重組改制”。
  據《財經》了解,《意見》出臺后,國務院國資委和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等就對東北的廠辦集體企業進行調查,僅鞍鋼的集體企業就先后提供了十余次有關本企業的基本情況和財務數據。此“征求意見稿”正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一個初步方案。
  根據“征求意見稿”的總體思路,廠辦大集體的改革方向是,“建立現代產權制度和現代企業制度,成為產權明晰、自負盈虧的法人經濟實體和市場主體,實現廠辦大集體與原主辦國有企業的徹底分離”。而具體的措施,就是“借鑒國有中小企業改革和結構調整做法,充分利用廠辦大集體的現有資源,采取多種方式分類解決廠辦大集體問題”。
  這份“征求意見稿”的出爐,對于眾多在夾縫中生存的廠辦集體企業來說,猶如久旱逢甘露。“這個文件很符合我們的實際情況,如果真能照此執行,廠辦集體就有希望了。”徐學斌對記者說。
  艱難求生
  鞍鋼廠辦集體企業包括鞍鋼附屬企業公司和鞍鋼礦山附屬企業公司(以下分別簡稱“鞍鋼附企”和“鞍鋼礦山附企”),現有法人單位719戶,在冊職工總數145003人。其中在崗職工39787人,非在崗職工105216人,離退休職工31445人。在全國冶金行業中,它是最大的集體經濟聯合體。
  和全國大多數廠辦集體企業一樣,鞍鋼集體企業如今也在困境中艱難求生。
  在鞍鋼礦山附企大孤山選礦廠工業公司,生產部經理張洪光身穿一套米黃色的工裝服,揮汗如雨地往返于工地與辦公室之間。 “鞍鋼大廠的項目改造給了我們很多活,上半年我們公司的銷售收入為2191萬元,比去年的1083萬元提高了不少。”對記者說到這些,張洪光臉上露出一絲笑意。
  也許這個數字對很多企業很平常,但是對于大孤山選礦廠工業公司來說,這意味著在崗的工人每月能領到一份百余元的工資。
  更多的集體企業境況更糟。在大孤山選礦廠工業公司下屬的一家零配件加工廠,記者走進破舊冷清的廠房,只見到幾個工人閑散的身影。廠房中擺放著幾臺中型機器,布滿油污的機身上隱約可以看到“1975年制造”的字樣。
  “這些機器早該淘汰了,可是工資都發不出來,哪有錢買新的。”一位工人對記者嘆息。 該廠百余名在冊職工,現在只有十幾人上班,其余人只能在家呆著。
  這種狀況在集體企業中比比皆是。據記者了解,目前鞍鋼719個集體企業,已經停產的276個,半停產201個。“有的企業現在連經理都找不到,處于癱瘓狀態。”礦山附企綜合管理部部長徐學斌無奈地告訴記者。
  
  曾經風光
  
  “其實廠辦集體企業也有過一段好日子。”在鞍鋼采訪時,許多老職工對記者回憶往事時頗為感慨。
  鞍鋼廠辦集體企業最早興辦于20世紀70年代末,其初衷是安置大批集中返城知識青年和本企業職工子女。建廠初期,鞍鋼從多方面給予支持,如提供閑置的廠房、場地和機具設備、能源電力乃至成品鋼材等,可謂竭盡全力。在從1979年到1980年僅一年多的時間里,鞍鋼所屬各單位就辦起了74個集體廠,安置了6萬多名鞍鋼職工子女和返城知青。
  1981年到1995年,鞍鋼廠辦集體企業共創辦各類經濟實體1508個,累計安置就業18.3萬人,占鞍山市同期安置就業人員的50%,有效地維持了一方社會穩定。與此同時,鞍鋼廠辦集體企業在2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累計實現銷售收入245億多元,實現利潤11億多元,向國家和鞍山市地方財政上繳各種稅金18億多元。
  至1993年底,鞍鋼廠辦集體企業產值以年均22%的速度遞增,利潤以年均11%的速度遞增,初步形成了加工鞍鋼的邊角料、三廢利用、為鞍鋼生產生活服務的生產格局。
  事實上,鞍鋼廠辦集體企業從組建之日起,就對鞍鋼系統的主辦廠有著很強的依賴性。按照當時“服務鞍鋼”的建廠方針,鞍鋼既是廠辦集體企業的主辦單位,又是廠辦集體企業的主要市場。一些集體企業的員工形象地比喻說:“我們集體企業相當于他們的大庫房和加工車間。”
  可是,依附于鞍鋼而發展的模式隨著國企改革的推進逐漸走到了盡頭。從1993年開始,鞍鋼按照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參與市場競爭的要求,實施“精干主體,分離輔助”的改革。1995年6月,鞍鋼明確了全民與集體兩種所有制的經濟關系,并按市場經濟規則,通過招標、競價等方式確立了全民廠與集體廠的經濟合同關系,當然仍保持了同等條件下集體企業優先的扶持政策。
  “我們現在和鞍鋼不是父子關系,早已是朋友關系了。”徐學斌如此描繪如今集體企業與其主辦廠的關系。
  由于廠辦集體企業“先天不足”,設備陳舊落后,在失去了與鞍鋼相依的“命脈”后,種種弊端和深層次矛盾日益顯露,最為明顯的就是機制不活,冗員過多,負擔沉重,設備陳舊落后,缺乏市場競爭力。可以說,國有企業存在的毛病,在鞍鋼廠辦集體企業身上都可以找到,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
  
  活不好,死不了
  
  在同一時期,中國的多數中小國有企業在國家“抓大放小”政策的指引下,通過產權制度改革走上了改制的道路,許多借此獲得了新生。如鞍鋼所在的遼寧省,根據省經貿委統計數字,截至2001年底,改制為非國有及非國有控股企業的占了全省中小國有企業總數的57.9%。
  然而,許多集體企業卻未能邁開改制的步伐,一次次失去了棄舊圖新的機緣。原因很簡單:廠辦集體的資產和人員狀況,使得改制、重組和破產都成為難以完成的任務。
  一道難以逾越的門檻是人員包袱。據鞍鋼附企統計,歷史上的超飽和安置使廠辦集體企業存在大批的富余人員,職工人數常常超過生產所需人數的三至四倍,有的甚至五至六倍。一部分生產經營尚能維持的企業,還有能力給沒有活干呆在家里的職工每月發80元至120元不等的生活費,而大多數職工只能自謀生路,生存十分艱難。
  再就是沉重的債務和各種欠費。由于建廠初期主辦廠和國家沒有資金投入,廠辦集體企業主要依靠銀行貸款來安置待業青年就業和發展生產。
  徐學斌告訴記者,礦山附企目前欠銀行貸款是4000多萬元,欠職工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分別是1200多萬元和200多萬元。礦山附企拖欠職工集資款、醫療費等的費用也有4000多萬元,另外還包括欠稅近4000多萬元,欠主辦單位鞍鋼的資金上億元。
  如果是國有企業實行破產,根據有關政策,資產變現首先用來安置職工,銀行債務可享受停息掛賬、還本免息等優惠。可是,集體企業雖然采取了與國有企業同樣的管理方式,但在資產處置等重大問題上卻無法與國有企業實行同一規則。這樣,集體企業既承襲了國有企業的體制弊端,又遇到了比國有企業更大的改革制度障礙。
  “有的企業已經停產多年,早就該破產了,可是國家沒有相關文件,我們破不起。賣呢?這么多職工和債務,早把對方嚇跑了。”徐學斌告訴記者,“我們目前能做的,只是把有些企業資產負債率特別高的企業,在工商行政部門吊銷執照。把它先停了,等國家相關政策出臺一并處理。”
  
  等待政策
  
  徐學斌承認,當他們看到“征求意見稿”時,一度眼前一亮。
  “征求意見稿”提出,允許“對虧損嚴重、資不抵債、不能清償到期債務的廠辦大集體實施破產”,而且,“對廠辦大集體所欠原主辦企業的債務,在雙方協商的基礎上,經原主辦企業的國有資產監管部門審核批準后,可以全部或部分免除,也可以將原主辦企業的債權轉為改制后企業的股權;對于廠辦大集體所欠銀行債務和欠繳的稅費,可由債權債務人雙方協商后,采取債務打折等辦法處理”。
  關于改制,“征求意見稿”明確提出,對符合條件的改制企業,可以在明晰產權的基礎上,利用其凈資產支付解除職工勞動關系的經濟補償金。凈資產不足的,經與原主辦企業協商后,可使用其占用的原主辦企業的資產予以補充;廠辦大集體符合條件改制的,可對解除勞動關系的職工給予經濟補償,所需資金來源,原主辦企業盈利的,原則上由各級財政和原主辦企業共同承擔,即財政預算安排1/2,原主辦企業負擔1/2;已經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統籌但存在欠費的廠辦大集體,如企業無力繳費的,由同級財政予以補足。
  “如果這些政策兌現,我們就甩掉了大包袱,可以輕裝上陣了。”徐告訴記者。但在改革政策最終出臺前,“我們只能等待。”
  事實上,關于改革的政策,集體企業已經等待了很多年。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周放生曾撰文表示,當國有企業改革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重中之重時,同樣是公有制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集體經濟改革幾乎處于停滯狀態。與國有企業相比,集體企業改革幾近“盲區”,成為“被人遺忘的角落”。由于改革滯后,大量的深層次矛盾在集體經濟內部沉積,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國有企業改革和社會穩定。
  時至今日,集體企業沿用的仍然是1990年6月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集體所有制企業條例》、1991年9月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集體所有制企業條例》和1996年10月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鄉鎮企業法》,前兩部法規出臺時官方尚未開始“市場經濟”的改革。隨著市場經濟改革的深入,這些法規早已不能解決集體企業改革中遇到的矛盾和問題,甚至還阻礙了集體企業改革的步伐。
  可是,這十余年中,這些法規始終巋然未動,而來自中央層面的指導集體企業改革的全國性文件,更是無處可覓。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對于處在困境中的集體企業,“征求意見稿”便顯得格外重要。
  從鞍鋼的角度看,盡管主辦廠與其集體企業已經實現了分離分立,但由于歷史上曾經存在的千絲萬縷的血脈關系,如果集體企業陷入極端困境,必然會成為鞍鋼自身改革和發展的沉重包袱。
  鞍鋼宣傳部部長穆鐵建告訴《財經》,鞍鋼曾提出來將所有集體企業徹底移交給當地政府,但地方政府缺乏接納集體企業大量人員的財力。而且集體企業職工也擔心一旦移交到地方,就沒有了保障,寧愿拿著鞍鋼身份這個空頭支票。 “很多領導對鞍鋼集體企業的問題都有明確的意見,但就是落實不下去。這畢竟是一個涉及十幾萬人的大問題。”
  2004年1月7日,鞍山市市長張杰輝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表示,力爭用二到三年時間,抓住國家支持東北老工業基地調整改造的歷史機遇,全力幫助鞍鋼爭取國家扶持政策,做好企業辦社會剝離工作,克服困難,積極主動幫助鞍鋼解決輔業改制分流和廠辦集體企業問題。
  可以肯定的是,對于鞍鋼這樣的特大型國有企業來說,集體企業問題解決得好壞,最終會影響到國企改革的成效。“給集體企業找出路,也是為了國企自己。”鞍鋼集團的一位部門負責人對記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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